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促进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人”，“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与教育的殷切期盼在时代的浸润下不断萌发新芽。“善之本在教，教之本在师”，“大先生”之大，于信仰之“高”，于修为之“深”，于底蕴之“厚”，于育人之“智”。

近百年求是治学，育群英薪火相传，教院人对育人之道的孜孜追求不止、探索步履不息。纵观百余年，一代代热爱教育事业、倾心学术研究、潜心教书育人的大师典范昭示求是育英的师者风骨。“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教育学院公众号特推出【育英大先生】专栏，探寻教育学院近百年发展历程中涌现出的“教育家”“大先生”，述学科发展，明育人之理；传先生之风，行漫漫前途。

人物小传

图1 郑晓沧先生

郑晓沧（1892-1979），又名宗海，字晓沧。浙江海宁人。1912年6月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后，相继求学于清华大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1918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浙江省立女子中学校长等职。在浙江大学执教、任职，承担过教育概论、教育原理、教育社会学、外国教育史等课程的教学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1962年任浙江师范学院院长；1964年浙江师范学院迁金华，郑晓沧回杭州大学，任教育学系教授、杭州大学顾问、浙江省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浙江省委常委，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中国民主促进会浙江省委常务委员等。曾公开出版《教育概论》《教育原理》《英美教育书报指南》《修学指导》等著作，翻译《予之教育信条》《儿童与教材》《人生教育》、《设计组织小学课程论》《教育之科学的研究》《修学效能增进法》《东方白》等教育名著。1979年3月12日，病逝于杭州，享年87岁。

秉教育“初心”  助教育系“初建”

1914年，从北京清华学校文科毕业的郑晓沧受“教育救国”思潮的影响，深刻意识到“教育便是改造社会的一种动力”，于是赴美学习教育，曾直接受教于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理学家约翰·杜威，回国后成为杜威教育学派的重要人物。学成归国后，郑晓沧先生积极投身于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先后担任多所高等院校教育学院教授、院长，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受时任国立浙江大学文理学院院长邵裴子教授邀请，郑晓沧先生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母校，受聘创办浙江大学教育系。当时的国立浙江大学只有工学院、劳农学院和文理学院，其中文理学院成立仅一年，下设中国语文、外国语文、哲学、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等10个学门，没有教育学学门，亟待一批有学识经验的学者来发展教育学。经过短期紧张的筹备工作，1929年9月，国立浙江大学教育学系成立，郑晓沧被任命为首任系主任。教育学系创办之初规模虽然不大，但名师荟萃，拥有孟宪承、俞子夷、黄翼、沈有乾、庄泽宣等一批杰出的教育学与心理学学者。

教育学系成立后，郑晓沧先生为学生教授《中等教育》《教育概论》《教育原理》等课程，授课循循善诱、娓娓道来，重启发、善引导，深受学生敬重。据当时的学生回忆，郑晓沧先生上课“总是那样温和、谨慎、谦虚、庄重和周到”“从不疾言厉色，他要纠正我们的时候，总说‘你看，假使这样做是不是会更好一点’”。在晓沧先生和一大批教育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教育学系蓬勃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教育学者。

1948年6月19日国立浙江大学教育系民三七级毕业纪念（前排左起：吴向、陈学恂、王承绪、王倘、陈立、孟宪承、俞子夷、潘渊、郑晓沧、赵端瑛、朱希亮、陆永福、沈金相）

承竺老“重托”  挑办学“重担”

1936年，竺可桢校长受命出任浙大校长，主持浙大校政13年。期间，郑晓沧先生始终是竺可桢校长的左膀右臂，与竺校长风雨同舟，于危难中兴校，留下了一段段佳话。据记载，当年首先推荐竺可桢出任浙大校长的，便是郑晓沧教授。在1936年3月11日《竺可桢日记》有如下记载：“据叔谅云，首先推余长浙大者为郑晓沧。”1936年3月初，在竺可桢同意就任浙大校长但还未上任之前，郑晓沧便给竺可桢写了一份《浙江大学概况》，这份材料为竺可桢尽快熟悉浙大现状提供了很大帮助。在竺可桢校长初抵杭州接任校长时，于人际关系与校务处理上听取了郑晓沧先生诸多意见，《竺可桢日记》中“访晓沧于龙游路寓所，谈校内经济状况及学生情形约三小时”“……因昨闻陈叔谅报告谓农学院学生今晚开会讨论院长人选问题，故约晓沧至梁庆椿寓……”等记录，处处可见竺可桢校长对郑晓沧的信任，可以说郑晓沧对竺可桢顺利接手浙大校长一职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竺可桢对郑晓沧的信任不仅仅是因为郑晓沧熟悉浙大情况，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两人拥有相似的留学背景与教育理念。竺可桢校长非常注重学生道德品质方面的熏陶与教育，在第一次出席学校纪念周的讲话中就指出：“在中国书院制度，德育较智育尤为重要……”，这与郑晓沧“今之大学学生，不可不勉为绩学之‘士’，不可不勉有‘君子’之风”的教育主张不谋而合。在浙大办学与西迁的道路上，郑晓沧先生尽心尽力协助竺可桢校长，在办学条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坚持教学和科研，弦歌不辍。

图3  竺可桢与孟禄、郑晓沧合影

越草创之艰  展君子之爱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沿海大学纷纷西迁，浙大也从浙江迁往宜山。考虑到东南各省很多青年学生因交通阻隔或经济困难不能升学，竺可桢校长向政府申请在浙东建立分校，由郑晓沧与陈训慈负责创建。

1940年至1943年，郑晓沧受命担任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主任，在任期间工作尽心尽责，爱生如子。他在《广师说》一文中写道：“今之所谓‘教师’，则且兼‘师、保、传’等之涵义，于其所领导涵育之未成年人，实兼负教养之责任。”在龙泉分校期间，学生罗斯文刚入分校不久，被诊断患了肾脏病。当时交通闭塞、物资紧缺，因为没有药物，医生对此束手无策。郑晓沧在自身经济也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掏腰包，千方百计地寻找救治办法。在罗斯文病好后，郑晓沧又替她安排复学事宜，并嘱咐食堂专门为她提供淡食。在郑晓沧先生的教育生涯中，曾多次在动荡的时局中挺身而出，为学生争取利益，保护学生，先生的博闻强识与仁爱之心使得他深受学生们的崇敬与爱戴。

郑晓沧先生带给学生的不仅仅是广博的学识，还有积极乐观、热爱生活的心态。龙泉分校地处浙闽边陲，偏僻山村“坊下”，郑晓沧先生赴任后将它取名为“芳野”，寓意芬芳满垄，桃李遍野。他还将分校的一幢竹子松皮搭盖的集体宿舍命名为“风雨龙吟楼”，和住在那里的单身教职员结社吟诗。这些诗情画意的地名蕴藏了晓沧先生“箪食瓢饮不改其乐”的志趣，也鼓舞着龙泉分校师生在艰苦环境中保有希望，在逆境中不断前进。

图4  用杉树皮盖的教职员工宿舍

整整四年，在郑晓沧先生的主持下，地处贫困山区的国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声名鹊起。晓沧先生团结了毛路真、朱叔麟、夏承焘、孟宪承等知名教授，在四年多的时间里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学生。据统计，龙泉分校办学期间，先后招生1000余人，几十年后，竟然出了100多位著名的专家学者。

图5 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师生合影

延求是“学风”  攀科研“高峰”

躬身教育工作六十年，郑晓沧先生将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祖国的教育事业。为中国培养更多的人才，大力发展教育科研，始终是郑晓沧先生的心愿。他曾说道：“我们就是要出人才，出成果，多多培养敢于攀登科学高峰的人才。事在人为，人才决定一切，祖国大有希望。因此，我主张要向教育科学进军。”

 “向教育科学进军”，不仅是郑晓沧先生对中国教育学人的希望，也是他一生教育科研的写照。他在教育学、教育史领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据不完全统计，郑晓沧先生的论著和译文共有70多部（篇）。除了大力编写《教育概论》《教育原理》等论著外，还翻译了杜威等外国教育名家的著作、教育小说，为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据晓沧先生子女回忆，在翻译路易莎·奥尔科特的系列教育小说《小妇人》《好妻子》《小男儿》三本书时，先生都是利用业余时间，不问寒暑，日以继夜地趴在书桌上进行创造性劳动，逐字逐句反复推敲。正是这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让《小妇人》中译本一经问世就引起了轰动，媒体评论称赞先生“译笔忠实、笔笔生动、字字传神”。

图6 郑晓沧先生手迹

解放后，郑晓沧先生集中精力研究外国教育史与浙江地方教育史，编译多本外国教育名著，如《柏拉图论教育》《卢梭论教育》《夸美纽斯斗争的一生和他丰富的教育遗产》等。捷克代表团访华时专程来拜访郑晓沧先生，高度评价先生对夸美纽斯的研究成果。郑晓沧先生立足于自己的教育实践与高等教育经验，阐述了诸多教育理论，在教育原理、儿童教育、高等教育、师范教育、教育改革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许多教育思想至今仍对教育学科发展有着启发。

图7  1948年10月20日，胡适先生（左5）来浙江大学讲学，与苏步青教授（右1）、张其昀（左3）、郑晓沧（左2）等合影

郑晓沧先生的一生，是一位学贯中西、将身奉教的教育者的一生，也是一位渊渟岳峙、山高水长的君子的一生。1963年，郑晓沧先生曾写过一首歌颂雷锋的五言绝句，其中有一句“平凡见高处，高处不平凡”，正是对郑晓沧先生一生的写照。“松柏之质，经霜弥茂”，回望郑晓沧先生生平，其教育实践与思想无不闪耀着“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他个人的学识魅力与师表品格，感染塑造了一代又一代学生的道德情操和学术风范。他的教育理念和人格魅力不仅在他所处的时代产生了深远影响，亦在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永恒光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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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刘达. 郑晓沧教育思想研究[D]. 河北大学, 2017.

图片来源：浙江大学校史资源信息库、网络

整理与撰稿：章褚昀、朱熠璠

202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