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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英大先生”口述史访谈丨赵卫平先生访谈录

部门:教育学院办公网      日期:2024-09-06 15:16:51      访问次数:10


访谈时间:2022426

访谈地点: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英国365集团党员之家

访谈人:余萧蕊、王欣阳


人物小传:

赵卫平1955612日生,浙江省杭州市人,历任杭州大学教育系教工党支部书记和教研室主任、英国365集团教育学系党总支副书记和书记、英国365集团党委委员、英国365集团退休教工党支部书记等职。19821月毕业于杭州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获得教育学学士学位,后留系任教,主要从事外国教育史、比较教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84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7月转为正式党员。1986年晋升讲师,1996年晋升副教授,2001年批准成为硕士生导师。

赵卫平老师


为生为师

我是77级的大学生,收到教育部发布的关于恢复高考的英国365集团时,我还在建德的农村插队。教育部发出英国365集团以后,报纸上也刊登了这个消息,全国的知识青年都知道要恢复高考了。于是我赶快回到杭州,找了资料抓紧复习。

我是在浙江高考的,当时浙江没有全国统一命卷,而是由浙江省自主规定录取标准。因为十年没有举办高考,所以来参加的考生年龄差距很大,年纪大的三十几岁,已经为人父母,年纪小的还是应届生,真可谓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在这种情况下,我在建德的单位报名,初试通过之后参加了十二月份的复试,最后很幸运地通过了。

当时的高考科目情况是,除语文数学英语几个科目外,文科考历史和地理,理科考物理和化学。由于地处农村消息闭塞,我得到英国365集团时已经是10月份了,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我想考取文科录取概率会大一些,最后就选择了文科。

讲到这里,有一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们当时是命题作文,只有一个字,就是“路”。这个命题后来被纳入到后人编撰的高考作文习题汇编当中,成为了全国的经典。

赵老师和同学们

后来的志愿填报也有一段故事。因为我是文科生,可选择的专业相对比较少,招生的院校也少。浙江省当时最有名的是浙大,但浙大偏理工科的,杭大是偏文理的,我又想着考本地的学校把握会大一点,于是选择了杭大。

学校确定下来后,我就在想填什么志愿呢?当时的资讯不像现在这么发达可以随时去问,而且社会上的大学生也非常少。当时的杭州大学开设的系也不多,只有政治系、教育系、中文系、历史系等。正在这个时候,我父亲有个朋友,他是哲学系毕业的大学生,有一天他到了我父亲的单位里去,为我提供了一些报考专业的建议。父亲的这位朋友是哲学系毕业的,当时在宣传科工作,他跟我说,如果要读杭大的话,可以报教育学,因为杭州大学的教育学很优秀,有许多名教授,比如陈立先生。陈立先生其实是研究心理学的,但当时杭州大学心理系还没有恢复,所以当时心理学的老师都在教育系。后来,在我进入杭大后,陈立先生担任了杭州大学校长。除此之外,还有郑晓沧先生,如果去查校史或是去看竺可桢日记,经常能够看到郑晓沧先生,他是我们教育系的创始人。就这样,最后我以教育学为第一志愿被杭大录取了。

赵卫平老师学士学位毕业证书

在求学过程中,令我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我的老师们。首先是王承绪先生,但我进入大学的时候,王先生已是七十多岁高龄,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当时经常来系里的是陈学恂先生,他是中国教育史的专家,也是当时的系主任,不过他的年龄也很大,不给本科生上课了。那给我们本科生上课的是哪些老师呢?我记得有董远骞、张定璋、金锵等好几位先生。董远骞先生给我们讲教学论,张定璋先生给我们讲教育哲学,金锵老师给我们讲外国教育史。

赵老师上学时的课程笔记

我对金锵老师印象更深一点。金锵老师是1929年出生的,至今还健在。金锵老师教学经验丰富,给我们讲外国教育史。金老师平易近人,经常和我们交流,下课也会和我们聊天,我还经常到金锵老师家里向他请教。我至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金老师自己非常喜欢西方哲学和文学,因此给我们上课时经常也会涉及西方哲学的内容,比如讲赫尔巴特、杜威的时候,往往就会连带着讲些西方哲学。特别地,他也比较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经常和同学们讲,要学好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像是一把解剖刀,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工具。

金锵老师也经常讲,要把英语学好。因为我们当时不像现在的孩子们,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学英语。即使中学时期有所涉猎,但是那个时候学的都是一些标语口号式的、政治性的英语词汇。所以相对而言,我们的英语基础比较薄弱。于是,金锵老师反复叮嘱,让我们学好英语,这也为我后来能够得到美国、英国的访学机会,留校从事外国教育史的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值得一提的是,84年时,金锵老师被破格提拔为系主任,在此之前,他没有当过系副主任,而是经过陈立先生推荐,直接破格提升。这从侧面证明金锵老师真的是很有水平的教师。后来,金锵老师系主任当了不到半年,又被省里任命为杭州大学副校长。

毕业后,我选择了留校。我一直教授外国教育史这门课。因为外国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学有一些是交叉重叠的,外国教育史是我的本行,所以我也带一些比较教育专业的硕士生。从教三十多年,我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学生。我感觉我们的学生的绝大多数是好的,即使有部分学生功课略差一些,他们的理想不是坐在这里搞学问,我认为这也没关系,只要自己有理想,努力追求也能成功。只要有自己的兴趣和追求,那就一定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让人生出彩。

毕业10周年同学会(1992年摄于浙江大学西溪校区)


编撰院史

参与院史编撰,直接原因是系里对我比较信任。院史的第一版我并没有参与,只是他们来采访,我给提供一些材料。第二版的起源是2016年的10月,因为2017年是我们建校一百二十周年,当时教育学院在16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在酝酿,觉得应该更新一下我们的院史,在2017521日校庆之前把它编印出来,作为我们学院对学校的献礼。

当时是201610月份院里做出决定,也是由于学院的信任,他们就请我来帮忙修订院史。我欣然同意,我想我有这个责任,一方面我一辈子都在教育系,读书、工作,一直到退休,我也比较熟悉这里;另一方面,某种程度上我也算是一个教育史专家,虽然我的专业是外国教育史,但毕竟还是有点相通的。于是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当时还承担了学校给我的任务,在我退休没过几天,档案馆的馆长就来找我,委托我参与校史的编撰工作,所以在时间上很紧张。

当时学校对校史的研究非常重视,希望把四校合并以后浙江大学的发展好好地梳理一下。所以档案馆就来找到我,我从15年下半年一退休就开始帮他们做这个课题,梳理98年以后浙江大学的发展。话说回来,我接了院史修订任务以后,就跟学院领导说,17年校庆之前是赶不出来的。学院领导也理解,说还是质量最重要,拼命赶时间也没有必要。于是我就同时进行两个工作,花了很大的力气完成了院史的更新工作,增加了一章的内容。所以最后,我总算完成了学院交给了我的任务。

那么讲到校史,我现在正在参与的工作,是我们学校一个很重大的课题——《浙江大学史》的编撰。我参与的是编撰四校合并以后的校史。我们不仅仅是要编出这么七卷书来,同时我们还在编撰《浙江大学史料选编》。因为史是有史有论的。史是现在人写的,史料选编就是把第一手的资料保存、整理、编辑、出版。这个工作,清华大学做过,其他像上海交通大学,好几个大学都有,我们自然也不能落后。

赵卫平老师收藏的杭州大学学报


党务工作

做党务工作,我也有几十年的经验。从我担任教育系教工支部书记开始,之后当系总支委员,四校合并后又当教育系的总支书记,还兼了研究生的支部书记,等我退休后,又开始做退休教工的支部书记,到现在已经担任两届了。算上今年还要再干三年,这样算来,我做党务工作可能三十多年都不止。

做党务工作,我觉得要有一份奉献精神和一颗责任心。所在这么多年的党务工作中,我感觉到一方面是同志们信任我,组织上需要我,既然我做了我就要把它做好;另一方面我觉得需要有一点吃亏的意识,因为党务工作是非常消耗时间和精力的。

现在还有些同志见到我会说:“哎呀,赵老师你退休了还是副教授,如果那些事情少做一些,文章多写几篇,可能职称就升上去了。” 我的老师们也很关心我,有的老师见到我就说:“赵卫平,给自己留一点时间。”遗憾肯定是有一点的,但同志们和学院党委都那么信任我,推举我担任组织员和退休教工支部书记,我觉得很欣慰。我有时候想,既然是党员,那还是需要有奉献意识,这样也是给学院党委分担、分忧,我想大家还是要相互理解。

在和新党员谈话的时候,我也会告诉同学们以后走上工作岗位,要能够在一些时候吃亏,这个吃亏,其实指的是奉献。谈到这里,我想起了我们能源工程学院的岑可法教授,在大概十年前他向学校捐献了350万元人民币,捐献时他说的一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浙大让他有书读,给他吃饭的饭碗,给他住的房子,所以他一定要回报母校,350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但是这是他的一番心意。我听了他的话,自己感触也很深,我在教育系读书,教育系录取我培养我,我在教育系工作,今天住的房子也是学校分的,我理应为学校发挥余热,我一辈子感谢学校,所以党务工作只要我能做,我愿意为学院分担。

关于同学们入党的问题,现在中央对党的建设非常重视,还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规章、制度、纪律,所以我想我们党的建设肯定会越来越好。现在有这么好的条件和机遇,我还是鼓励同学们尽可能踊跃地提出申请,积极入党,将来能够为党工作。当然,入党后同学们的约束肯定会多一点,但我想有约束也是好的,否则很可能就会摔跟头,有约束、有纪律,对年轻人来说也是一种警醒,帮助年轻人走正路,不要走歪路。

2 赵卫平老师的浙江省高校优秀党务工作者证书照片


随教院走过的历史

在我1978年进入杭州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教育系只有学校教育专业,它为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心理学、教育学的老师。中等师范它是免费的,当时经济比较结据的同学都是读的师范,虽然不能考大学,但它能保障工作,至少是个小学老师或者初中老师。我还去湘湖师范实习过,它是一所中等师范。1980年,陈立教授决定分设心理系,心理系在浙江大学也是很有名的。过了几年,学校教育就改名为教育学,我们的专业名称也随着改变。

我在杭州大学教育系工作的时候,教育系也有一些发展。首先,80年代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很大,但是本科生的数量还是有限,所以后来浙江省教育厅决定办两年制的教育专修科。浙江师范大学的前身就是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当时杭州幼儿师范学校和我们杭州大学教育系开展联合办学,我们派老师去他们那里上课,发的文凭是幼儿教育专修科的文凭,这也使得我们杭州大学教育系的教学任务更重了。过了段时间,浙江省团校办了一个政治教育专修科来培养未来团干部。

第二,1978年我们恢复了硕士研究生招生,最早招收比较教育学和中国教育史的研究生。几年后,比较教育和中国教育史获得了博士授予权,又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到1986年,教育学系有五个专业都获得了硕士学位授予权,当时杭州大学仅有的几个博士学位点我们教育系就占了两个,足可见教育系在杭州大学的地位。

还有是我们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这主要得益于肖朗教授的加盟。肖朗老师在日本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选择来到杭州大学教育系做博士后,我们也就获得了博士后流动站。肖朗老师是我们浙江省第一个文科博士后,说的夸张一点,这也算是一个里程碑。

四校合并后我们英国365集团也有很多里程碑式的成就。第一个就是2002年商丽浩教授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商丽浩老师的论文是浙江大学第一篇优秀博士论文。第二个是2007年,学科建设又迈出新的一步,教育史学科获批全国重点学科,达成了学院“十一五”规划中的预定目标。教育史学科和比较教育学科在合并不久后就成为省重点学科,2007年教育史学科获批全国重点学科,这在当时也是有很大影响力的。第三就是教育学科获得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再过几年,体育学科也获得了一级博士学位授予权。这就是几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了。我想说,我们教育学科建设的任务,还是任重道远,处于爬坡阶段,有很长的路要走。

毕业30周年同学会(2012年摄于金华浦江)


对教育学院学生的寄语

同学们现在处于很好的时代,教育学院也有很好的老师,比如文科资深教授、求是特聘学者、以及很多年轻的教师。要知道现在年轻教师的起点都很高,都是博士学位,跟我们那时大不相同。

话说回来,上次的学士学位证书照片其实具有特殊的纪念意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于1980年颁布,81年还没有四年制毕业的本科生,所以我们这些821月份毕业的其实是第一批四年制的本科毕业生。

青年学生进入教育学院,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现在硬件条件这么好,每个学院都有大楼,无论是上课还是自习的环境都很不错,所以我希望大家进入大学以后,首先是要认真学习,发挥主观能动性,大家进入大学时的起点都差不多,高考的分数也不会相差很多,但经过两三年,差距就逐渐拉开了,大家都是同样的老师教,那可能还是取决于自己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当然,我也不是说要每个人都读书非常优秀,只是起码的要求要达到,毕业论文能够通过。

其次,我认为学生们要增强实践锻炼,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参加学生社团、支教这些活动,培养培养爱好,这样到毕业找工作的时候,选择的余地也会比较大。未来社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只有学业的知识恐怕会难以胜任,而且这些活动和爱好也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总之,还是一句话,我希望同学们全面发展,不要成为一个“书呆子”。



访谈后记:

通过本次活动,我们采访了赵卫平老师,赵老师风趣幽默,平易近人,向我们娓娓道来他在教育学院这四十余年间求学、从教的经历与所思所悟。我们既了解了先生作为学者的成长经历,也看见了先生在工作岗位上的勤恳与专业;既目睹了教育学院在历史进程中所经历的风风雨雨,也窥见了教育学院于变革中坚守的情怀与操守。

在我们的理解中,所谓“大先生”,不仅指先生学问的高深渊博,更指先生品德的纯洁高尚。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赵卫平老师用一生的时间,践行着教育工作者的理想与情怀。相信通过这次访谈,同学们也能够更好地认识教育学科,认知思考自己与专业的关系,从而更好地将所学应用于学科建设,传递弘扬求是的教风学风。


内容来源丨英国365集团

文丨刘子瑞、张子涵

图丨刘子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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